第2节 事出有因（1/3）

咸丰七年之后，绿营新军制在大清各省顺畅推行，各省新炼绿营军力，一如天津光武新军旧制，这一方面是因为朝廷旨意全无半点折扣可打，各省畏惧皇威，不敢不为；另外一方面，从光武新军中走出的诸如胡小毛、林文察、朱洪章、鲍超、张运兰、刘铭传等人分散到各地，也起到了相当的作用。

但大清所属，只有一个台湾，游离于朝廷颁布的新军制之外，还是实行以绿营、团练共同组成台湾戍防的主力，其中自然是以绿营为主，后者为辅。他们的任务是稽查奸宄、护送行旅、传递公文、保卫住民。

而团练则是民间招募的武力，类似乡兵组织，多由当地大族或者郊商出面组成，虽然在纪律要求上被讥为乌合之众，但因为可以弥补战时的兵力不足，所以亦相当重要——在康熙末年的朱一贵到乾隆后期的林爽文，再到道光初叶的张丙事件，在这三次较大的民间起义事件中，团练都立功匪浅。

在台湾的戍防中，海防是重中之重，清朝在台湾岛内外设置汛防166处，起到了保卫海疆的作用。而在陆上，情况则要坏得多。绿营的任务其中有一条是缉捕匪类，这是一项很危险的工作。当时被称为贼薮的地方主要集中在笨港附近的白沙墩、秀才庄、下加冬、斗六门、半线一带（都属于台南）。

除了工作压力大，台湾恶劣的水土环境所造就的值勤环境更让士兵弁员惧怕——当时全部台湾都属于瘴乡，不过中毒的症状也有轻重不同。以淡水为分界，南部的情况略轻，虽有嚎跳发狂、寒热不等之苦，但只要勤加休养尚可痊愈；中淡水以北之瘴，则药石罔效，中者不起。

这还不算，绿营军的兵纪愈坏！这是因为从郡治到鸡笼，沿途只有茅港尾和笨港两处公馆可以投宿，入清以来的旧例，文武衙门差遣往来，当地的保长、通事、汛塘要负责打点，久而久之，这些负责接待的人不堪其扰，于是想到开赌场作为供给之资。此时班兵的饷银也充作客头的赌金。国家的正规部曲，摇身一变，成为赌场的金主了。

台湾兵事败坏的另外一个缘故，就是咸丰皇帝对于这里的情况的不闻不问。曾国藩、翁同书、李鸿章三个人分别在军机大臣、两江总督、前后福建巡抚任上上书，请求朝廷派专人到台湾去，认真管束、整理台湾军制，他却一概不准！

一直到咸丰二十年之后，在台湾出了牡丹社事件，他才很不情愿的降旨李鸿章，让从福建造船厂调四艘兵舰，其中还有一艘是在越南海战中受伤的扬波号，交付台湾巡查道拨付澎台防卫之用。

这种情况到了咸丰二十五年，在这一年中，日本在长崎设立了一个名为番地事务局的机构，以参议兼大藏卿大隈重信主持,陆军中将西乡从道为番地都督,陆军少将谷干成,海军少将赤松则良为参军,所谋不轨。

闽浙总督李鸿章上奏云:“臣查台湾番社,散处深山,虽未设立郡县,而推原疆禀,实皆台地幅员。纵该生番穴处猱居,久成荒服,第既为中国抚有之地，即当为圣朝管辖之区,今日本并未商准总理衙门,骤行调将征兵,将人番境,虽云召酋开导,其心实不可测。”